近段时间，关于“疯狂粉丝”杨丽娟疯狂追星事件的报道屡次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内地及香港、台湾近30家媒体派出采访队跟进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当事件已经接近尾声时，仍有不少媒体的热情还是异常高涨：杨家母女从广州返回兰州时，随行“记者团”多达10余人；有些媒体还安排了杨家母女在兰州的一切食宿费用，并对其下榻的酒店严格“保密”，摆出一副誓将“独家新闻”做到底的架势。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和民众甚至成为杨丽娟的“超级粉丝”，愿意资助其再度赴港……
回顾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除了杨家父女的心态让人惊讶外，媒体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让人目瞪口呆———媒体本应扮演新近发生事件的“记录者”角色，其职责是如实报道事件本身。而现在，一些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策划者”，不断推动事件的发展。在一些媒体眼里，家破人亡的杨丽娟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追星族了，俨然成为一位“公众明星”，其疯狂行为成了媒体可资娱乐大众的一道大餐。
理性分析杨丽娟的这种疯狂追星行为，我们发现，这正是迷过度行为的病态化。媒体在迷病态化发展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迷及其形成过程中媒体的作用
迷存在的历史十分久远，可以说有媒体以来，迷（fans，音译为“粉丝”）就存在。影迷、书迷、电视迷、网迷等等，迷无所不在。简单来说，迷是一群因过度沉浸于媒体建构的虚拟世界而扭曲了时间概念，甚至于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主动的受众。迷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其主动性和过度性；在迷形成过程中，媒体通过建构虚拟世界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区别一个人是不是迷的标志是他是否“沉浸”于媒体世界，并扭曲了时间概念。
时下，追星族正是这样一群迷，他们沉浸在媒体为明星们构建起的虚拟世界之中无法自拔。他们通过媒体对明星的报道来获知关于明星的一切，效仿明星的行为举止、追逐明星的行踪，并以收藏明星签名或物品为爱好，热切盼望与明星的亲密接触。
通常，迷的形成受到自我疏远、社会变迁、经济落差、文化旋涡、信仰危机和传媒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媒体的作用最为显著。媒体的很多行为，尤其是媒体炒作，造成了集体感的失落、不满和无意义感。而且，为了使受众对其产品着迷，传媒产品的生产者想方设法设计出强有力的、具有召唤性结构的、英雄主义神话叙事的传媒文本（比如充斥着明星名人参与的各种娱乐节目、公益慈善活动、记者发布会、颁奖典礼、演唱会，或是为名人明星度身定造的电视剧和电影等）。通过议题设置的方式，媒体生产出以明星为代表的偶像商品。这种偶像商品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可以产生溢价的符号价值。偶像本人（包括其相貌、体形、穿戴风格等）及其作为歌手、演员或主持人的生存方式是偶像符号的能指，媒体在生产偶像产品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相应的符号意义———偶像符号的所指。这些符号意义蕴含了价值无穷的文化资本。①也因此，媒体总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赋予明星们以符号意义。出现在媒体上的明星总是衣着光鲜，生活无忧。明星们俊美的外貌、时尚的形象、前卫的行为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所蕴涵的商品符号意义与人们追求成功、追求幸福生活的心理需要相契合。
从受众的角度来讲，通过对传媒文本高涉入度地参与、体验、互动、消费和生产，人们能产生一种马斯洛所谓的高峰体验(pe akexperience)②或克珍特米哈依所谓的沉浸体验（f lowe xperience）③。一旦人们完全地投入到传媒文本内在结构建构的情境当中，集中全部注意力，过滤所有不相关的知觉，就会处于一种沉浸于其中的体验状态。这种沉浸体验带来的快感正是人们为什么愿意继续进行传媒阅听活动的原因，因为人们在传媒体验过程中感受到极度的享受和愉悦。
很多受众总会不自觉地想要拥有明星的生活，但是这与其现实生活却又有一定的差距。于是，他们只有通过不断追逐明星的足迹，模仿明星说话的腔调、穿戴明星代言的衣物，试图使自己与明星在物质消费方面找到相似之处，进而来肯定自己的生存状态，获得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让他们更加肯定自我，并促使他们继续追逐明星。
媒体通过不断刺激并满足受众对明星的追逐需求，进而为之提供一种传媒高峰体验。这种体验又使人不断努力，以继续求得这种特殊感受。
于是，受众经过以扭曲时间概念为标志的“传媒沉浸”阶段变成了迷。
迷的病态化与传媒伦理缺失
迷的行为和心理虽然是过度的，但一般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相反，由于对媒体信息及其报道手法的极端了解，他们较高的“传媒技巧”可以有效地减少日新月异的传播新技术带来的信息冗余造成的“焦虑感”。所以，迷自愿经常性地（扭曲时间概念）、高技巧地阅听各种传媒报道，通过各种“传媒沉浸”体验来了解世界，并乐在其中。
但是，一部分自制力较弱的迷为了排除较高传媒技巧带来的“厌烦感”，继而投身于新、奇、怪、异的“传媒沉迷”体验。此时，他们丧失了自我意识，其行为发生了质变———从以扭曲时间概念为标志的“传媒沉浸”阶段发展到以丧失自我意识为标志的“传媒沉迷”阶段，变成了传媒沉迷者，即笔者前文所说的病态的迷。
在迷的病态化过程中，媒体通过高新传播科技手段、大量信息的同质化，消除了符号与现实的区别，营造出一种“超真实”的虚拟环境。这种虚幻的镜像屏蔽了现实的真实性。在媒体的异口同声的重复报道下，明星似乎光芒万丈，而大多数迷的心理或生理还没有真正成熟，分不清真实和虚假，容易将一切理想化，以为明星无所不能，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陷入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之中。
同时，在传媒对明星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受众不可避免地接受和消费媒体提供的光环下的明星形象，对明星产生膜拜心理，并认同在明星身上体现出来的消费社会的竞争和成功的理念。此外，在消费这些明星、以及明星出演的电影电视时，人们还容易产生移情心理，或者将自己置换为剧情当中的男、女主角，从而潜移默化地被剧情蕴涵的文化意义和伦理规范所影响，而这些文化和伦理有时是极具危险性的。比如许多电视、电影中，将自杀渲染得十分唯美，描述为精神解脱和获得自由与重生，这样使得一些迷会受到错误的诱导和影响。
美国文化与媒体研究所（Th eCultureandMediaInst itute）在《全国文化价值调查报告》中指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道德败坏的罪魁祸首是大众媒体。如果媒体继续提倡世俗价值观而损害正统的信仰和价值观，美国人的道德衰落将很难扭转。该报告还认为：关心国家道德状况的美国人应当坚持要求媒体努力更平等地代表所有观点，包括那些正统的观点。
中国的媒体又是如何塑造当代中国的主流道德伦理观呢？比如，杨丽娟13年疯狂追星，杨父为实现女儿愿望甘愿卖肾直至最终自杀，杨丽娟对刘德华提出无理要求等等，这些病态行为的出现和逐步加深，尽管有多方面的因素，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杨父卖肾被媒体曝光后，媒体的做法不是从正面去引导，而是通过炒作、通过媒体的社会动员作用来“帮助”杨丽娟实现追星的愿望；不是理性地报道事实，而是更多的是激情四溢的渲染、制造“气氛”；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杨丽娟的行为甚至被描绘成一种英雄、浪漫的做法，是对个人梦想追逐的执着。不可否认，迷病态化发展过程中的传媒负有重要的责任。
对于迷，我们的媒体似乎应该少一点利用，多一些引导。迷是主动而过度的、热情而疯狂的受众。他们的一些心理和行为甚至于呈现出病态的特征，并对其本人的生理和心理、对社会舆论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迷作为一类特殊的社会人群，其心理和行为可能反映或造成各种社会问题。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转型时期，一方面，大众传媒对人们伦理道德的塑造与规范相当重要，一方面适当的传媒道德伦理却没有形成，出现了真空。媒体在现代社会对社会文化、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和转变影响很大，媒体本身也肩负着一定的社会伦理培养功能。传媒伦理是区分好与坏、善与恶等“正常”与“异常”的识别标准，不但可以成为媒工作者“应该”或“不应该”的行事判准，更可以进一步维持与再造社会正常秩序与传统文化价值。
（作者分别为湖南商学院教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闻传媒发展与建构和谐社会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参见〔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参见Maslow,A.(1967).Les so nsfromth e peakexperience.JournalofHumanisticPsych ology.Vo l.2,sprin g,9-18.
③参见Csikszentmihalyi,M.&LeFevre,J.(1989).OptimalexperienceinworkandLeisure.Jo urnalofPerso nalityandSocial Psych ology,56(5),81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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